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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回望历史,踵事增华

来源: 海淀·故事 发布时间: 2017年10月11日 浏览:

  成立于1949年11月的中国科学院,是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它与新中国一起成长,如今的中国科学院,集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于一体,确立了“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的发展战略。

  但是你知道吗,中国科学院共拥有12个分院、100多家科研院所、3所大学(与上海市共建上海科技大学)、130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210多个野外观测台站等等,已然建成了完整的自然科学学科体系。

  据统计,中国科学院在海淀区共设立了25家科研院所,其中物理、化学、数学、环境与生态学、地球科学等学科的整体水平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已成为不可替代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因此,“海淀·故事”特别启动“走近科学院”专题栏目,带您走近那些鲜为人知、低调深耕的科研院所,传承历史,讲述故事,为人生埋下科学理想的火种。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如何?除了四大发明之外,中国人还有哪些发明创造?

  这些疑问是不是也在你的脑海里出现过?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那就来关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吧!这里的研究人员们,会给你一份满意的回答~

  在海淀区中关村东路55号小院里有这么一个机构,它是中国唯一的多学科和综合性的科技史专门研究机构,是世界上重要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基地,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认的理学“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学位授予点,它就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自然科学史所定位于研究科学技术的历史、本质和发展规律,认知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复杂关系,研究和传播科学思想,探索科技史研究的新方向与新方法,为建设科学思想库、发展科技与文化事业做出独特贡献。

  强国号召,应运而生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前身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由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创议成立于1957年,1975年扩建成为研究所。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得以成立得益于时代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得益于新中国建设过程中对科技进步的急切需求。然而它的成立也并非一帆风顺,从计划创立到正式成立,共历经了5年的筹备时间。

  爱国主义教育引起了人们对科技史研究的关注,也奠定了自然科技所的创立基础。

  1951年元旦《人民日报》针对抗美援朝发表社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强调必须继续进行抗美援朝思想教育铲除帝国主义的政治思想,在这篇社论中引用了用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来说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之后,《人民日报》还邀请了钱伟长、华罗庚、梁思成和竺可桢等科学家撰写有关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文章,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助力爱国主义教育。在《人民日报》的舆论引导下,科技遗产和科技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科技力量的支持,中央对科技人才高度重视,这为自然科学史所的创设提供了契机。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总来在会议上代表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要求有关部门制定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同年2月28日,竺可桢在北京召集专家座谈会,谈论远景规划中国科技史部分。

  在会上,刘仙洲、袁翰青等人主张把科学史建设成一门学科,设立专门机构、由专职人员做研究,创立科技史所的想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

  1956年11月6日,中科院第28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院部直属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57年元旦,研究室在北京府王府正式成立,当时的室主任为学部委员、数学史学家和铁路工程专家李俨。

  1975年,研究室扩建为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标志着科学史学科在中国的形成和建制化,也标志着研究队伍的职业化。

  2010年4月研究所从孚王府迁至中关村基础科学园区,积极谋划未来十年的发展,继续推进国际合作。

  学者先行,筚路蓝缕

  在中央对科技史研究工作给予特别关注之前,国际上科学技术史学科已经成型,我国学者也开始追踪本国科学技术历史。

  20世纪前半叶,竺可桢、叶企孙、李俨、梁思成等学者发掘各种史料,追溯中国的科学技术传统,研究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各个学科门类。

  众多学者中,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为自然科学史所的创立做出了卓著贡献。竺可桢格外重视科学史研究,他在哈佛读书时就听过科学史家萨顿的课程,并且自己动手撰写过中国古代科学史论文。

  1951年,竺可桢和李四光在讨论李约瑟寄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目录时,提到应该有一个专门的中国科学史委员会。多种因素的促导下,中科院和竺可桢等领导开始筹划科技史研究工作,1954年,以竺可桢为主任委员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

  竺可桢

  

  1956年,在国际科学史联盟的邀请下,竺可桢、刘仙洲和李俨等人参加了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并做了学术报告,中国被国际科学史联盟接受为国家会员,进一步推动了科技史研究所的成立。

  李俨

  

  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自然科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版的世界史,充溢着西方优秀民族包罗一切的法西斯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史说得甚少。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满含着宝藏,无论从爱国主义着或从国际主义着想,我们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有开辟草莱的责任。”

  这段话反映了中国科技史学科开拓者回击欧洲中心主义和顺应时代需求的鲜明态度,以及研究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坚定信念。

  推陈出新,成果丰硕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概括了历史学家的崇高使命,这句话也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所训。

  半个多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由一个起初在编人员仅8名的单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室,发展成学科涵盖中外科技史及相关的科技哲学与科技考古学、以中国科技史为核心竞争力、规模居国际前三位的科技史专业研究机构。

  在过去的60年里,我国第一代、第二代科技史学家用自己的一份执着和热忱,践行着为中国科技史学科“开辟草莱”的历史责任。

  自然科学史所自成立以来迄今共发表学术论文60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近500余部,获50余项国家级图书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部委科技成果奖和国际奖。近年来突出成果有出版物《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近现代技术史简史》等。

  研究所主办了《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和《科学文化评论》三个刊物。2016年8月,科技史外文新刊正式获批,为中国科技史学家与国际同行提供了交流的平台,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学术的影响力。

  自然科学史的工作不只是研究我国的科学史,更在于扩大范围到世界科学史,探究中外科技交流的历史作用。竺可桢在筹备研究所的时候就强调:“中国科技历史的研究不只是强调中国人先于西方多少年取得了什么成就,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先谁后,而是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发明或所传授的东西对于人民起了什么作用。”

  自然科学史所一直坚守这样的原则,在世界科技史研究方面,科技史和科学哲学等领域的学者们将一些经典科技史论著与经典科技文献翻译成了中文,也编写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等论著,为传播知识和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面向未来认知世界

  自然科学史所学科建设与发展方向正在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向中外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拓展,积极借鉴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考古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鼓励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取向的科技史研究,开展基于科学技术史的文化遗产认知、科技哲学、科技与社会、科技战略等交叉或应用方向的研究。

  国际化是中国科技史界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世界科技史也是我国科技史学科最薄弱的研究领域,亟待培养能够活跃于国际学术界的青年学者。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研究人员们研究确定了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88项,如茶、水稻、大豆、柑橘等,这些作物的栽培技术传向世界,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贡献并不逊色于“四大发明”。

  正如现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所期待的那样,我国科技史学家不仅可以重构中国科技史、勾画世界科技发展图景,更有责任将科技史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让国际同行更加了解中国的学术成果,并且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的复杂学术问题。面向未来,我国年轻科技史学者必当勇往直前,再创辉煌。

  编辑 / 王瑛图片来源 /网络审校 / 张丹特别鸣谢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宁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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